八角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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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海子戴了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前面绣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特别耀眼。他把腰板挺得笔直，向上端着肩膀，显得脖子都短了许多。小伙伴们觉得他很威风，就推举他当司令，拿着木刀木枪，冲冲杀杀地玩。

    我心里不服他，不就是因为戴了一顶新八角帽吗，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也买一顶，大家就该选我当司令了。有个小伙伴问过海子，帽子多少钱？海子说，花了一元钱呢。

    我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仔细端详，这是一顶草绿色的仿制军帽，很旧了，经常被阳光照射的部位已经褪色了，呈现出枯草一样的黄色，帽圈阳光照得少，绿色深一些，但挂着层层叠叠的汗渍，好像谁画的连绵起伏的群山。尽管我已经用牙把帽顶的边檐咬出了一道棱，使它多少显得挺括一些，但无论怎样打理，它都是一顶不能给我带来帅气的破帽子了。

    晚上回家我就要妈给我买一顶新帽子，就像海子那样的，一元钱。爹插话说海子戴的帽子一点都不好，就是一块灰布，捏了八个褶儿，根本值不了一元钱。妈说你头上戴的帽子不是挺好的吗？一点都没坏。我说又旧又脏，你看谁还戴这样的帽子。妈说我看你是短揍了吧。我就不敢吱声了。

    妈当晚把帽子洗了，放在炕头烤干。第二天早上，我看了看这顶帽子，的确洗得很干净，群山的图案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我就是不戴，我把它扔到炕旮旯，光着头上学去了。

    中午回来，妈正在锅台边贴玉米面饼子，我讨好地帮妈往灶里填了两根柴，然后又开始磨叽：妈，就给我买一个嘛，妈，就给我买一个嘛，才一元钱。妈有些生气了，用力把面团摔到锅里，大声骂我：你个要账鬼，你挣过几个一元钱！由于妈用力过大，面团没能在锅边上贴住，滑到了锅中间的白菜汤里，妈用铲刀把它捞起来，重新按在锅边上。

    我深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吃饭的时候，我先把那个被菜汤泡过的饼子吃了，口感当然很不好。饭后，我破天荒地抢着帮妈拾掇桌子，洗碗。姐诧异地看着我，好像忽然发现我并不是她弟弟。

    妈干完了活，坐在炕沿边歇着，我又去磨，这回妈没再骂我。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响了，爹和姐下地去割豆子了。妈从兜里掏出了五张票子给我，一张五角的，一张二角的，三张一角的。妈对我说，放学再去买。

    下午最后一节是美术，老师让我们画一个茶缸子。我画画画得又好又快，不一会就画完了。我把画交上，跟老师请了假，让小三放学时替我把书包背回去，然后飞也似的奔向五里之外的平山分销店。到了那里，售货员正要关门，我说等等，我要买八角帽！店里的八角帽只剩了两顶，一顶的五角星翘起了一个角，一顶的帽里子跳了一段线，我当然选了帽里子跳线的那顶。

    我戴上了八角帽，兴致勃勃地往回走。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促使我耸起肩膀，挺起胸脯，高昂着头，我的双腿充满力量，我的双臂充满力量，以至于想水水沓沓地走路都办不到。我想唱歌，唱什么歌呢，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前几天学的。我觉得我回到小伙伴们中间，他们一定会选我当司令，海子嘛，顶多能当个副司令，因为他没有我知道的红军故事多。

    我忽然又把帽子摘了下来，我已经走出汗了，我知道汗水会把我的帽子变成什么样子，别以为脏了可以洗，那是不行的，因为帽檐里面是一块月牙形的厚纸壳，只要洗一次，纸壳就软塌塌的了，戴那样的帽子特别像电影里的叛徒。

    晚上，我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挂在北墙的一根钉子上。以前我是习惯把帽子放在柜盖上的，猫就常常趴在上面睡觉，我也没有因此打过猫，因为我喜欢猫胜过喜欢那顶破帽子。现在则不然，如果有一天我忘了把帽子挂起来，猫再趴上去睡觉，我会毫不留情地打它，让它记住，这是我的帽子，不是它的褥子。

    我睡着了，甜美地睡着了。

    朦朦胧胧中，我听到姐“呀——”地轻叫了一声，虽然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寂静的夜里还是显得那么响亮。我睁开眼睛，看见妈正拿一小团棉花蘸着烧酒往姐的手上抹。姐的手肿得很厚，不像我经常见到的那样枯瘦，姐的手掌上满是血道子血点子。姐仰着头，闭着眼，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

    妈说：等几天再卖鸡蛋，就给你买一副手套。

    姐咬了咬嘴唇说：不用了，再过两天，队里的豆子就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