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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斯曼战争的点火人。
或者说，在炮轰阿巴斯港之前，郑成功就断定，奥斯曼帝国不敢借此与帝国开战。
试探了奥斯曼帝国的底线之后，郑成功开始变本加厉的对付那些盘踞在奥斯曼帝国港口内的海盗。
两年之内，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几乎被他消灭得一个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盗离开印度洋，转战东地中海，结果造成东地中海海盗为患，对当时刚有点规模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欧洲公国的海上贸易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明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依照帝国内阁府的命令，率领规模扩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舰队”前往直布罗陀要塞，协助地中海国家平定猖獗一时的奥斯曼海盗。
在欧洲的三年，郑成功并没有多少事可干。
也许是他在印度洋上闯出的名气太大了，在他的舰队进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跃一时的奥斯曼海盗全都不见了踪影。
结果，三年之中，郑成功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应酬上。
同时，郑成功也接触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产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维。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
不过，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对郑成功的影响更大。
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返回帝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权分立”派。
当时，帝国国内大部分资本家也正在倡导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比起那些实力强大的资本家，年仅三十六岁的郑成功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比起其他资本家而言，郑成功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一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声。
帮助琉球国王扫平倭寇，对付奥斯曼海盗，混迹于欧洲列国上层，这些都成为了传奇般的故事，更成为了帝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二是系统，严密的哲学思想。
这也是郑成功在欧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获。相对而言，当时欧洲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国更加先进，也更有开创性。
凭借这两点优势，郑成功迅速成为了“三权分立”学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创造历史，历史也创造了英雄。
就在郑成功回国的第二年，即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辅孙承宗病逝，孙可望出任内阁首辅。
相对而言，孙可望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
比起当时内阁在任的数十名大臣，来自外地的孙可望缺乏足够的基础，更缺少支持。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像孙承宗那样，将内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甚至可以说，为了保住首辅大权，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权分立”派的资本家正是孙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过三权分立，还能适当削弱内阁的权力，减轻孙可望的压力。这也正好符合了孙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孙可望确认设立最高法院，负责统管全国司法工作。该决议在帝国议政院以微弱多数的优势得到通过。
郑成功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首任大法官。
当时，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后来的九名。
作为冒险家，郑成功是优秀的，作为军事家，郑成功的良好的，作为思想家，郑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为法官，他却并不合格。
仅仅两年之后，郑成功就被刺杀。
虽然事后最高法院宣布，刺杀郑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错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坚信，郑成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不说别的，当时有很多人更有资格成为帝国首任大法官，为什么他们不上？
另外，孙可望与“三权分立”派只是利益上的合作，而且历史终将证明，具有军阀背景的孙可望是一个极富野心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冒险家。
毫无疑问，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都看了出来，首任大法官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
也就在郑成功被刺杀的第二年，议政院以郑成功之死调查不明为由，三次提出了弹劾孙可望的议案，弹劾案最终移交最高法院。
就在最高法院启动弹劾孙可望的法律程序的第二天，孙可望秘密下令，调遣驻扎在福建的军队进京，准备解散议政院，废除最高法院。
幸好，当时掌握帝国军事大权的袁崇焕（时任帝国武备大臣），以及秦良玉（时任帝国京师驻备军统帅）及时的发现了孙可望的政变意图，并且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出动禁军羁押了孙可望，另外一方面派遣军队拦住了北上的福建驻备军。
从这个层面上讲，郑成功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
孙可望离任之后，年已八十的袁崇焕出任帝国内阁首辅。
虽然袁崇焕在位仅一年，但是在这一年中，袁崇焕重组内阁，并且改组最高法院，将最高大法官的数额从一名扩大到了三名。另外，袁崇焕还明确了最高法院的职责，包括在弹劾内阁首辅中发挥的作用。
到明历三百零一年（公元1669年），陈永华出任帝国首辅的时候“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已经在帝国完善巩固，并且发挥出了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