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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毛泽东逝世了。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份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有一群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姓的温柔，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
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康伟业同志了”
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
下班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哐哐、哐哐、哐哐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时，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私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
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干休所情绪就晴天转多云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圈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
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
康伟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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