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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一个人或一小批人就可以了。这是容易之处。但如果这一个人或一小批人坚决反美，美国就很难在这个国家内做手脚。所以，美国要在第四种国家推广美国价值。对第一种国家，美国政府一向坚决支持，不过不那么大张旗鼓罢了。第一种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等于购买了“赎罪券”可以进入美国的自由民主天堂。那些反对美国的民主国家，以美国的力量是比较容易操控的，尤其是人口较少、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操纵政局的成本并不高，而地缘政治的回报却非常丰厚。“颜色革命”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南美许多国家长期遭受美国的干涉，民选政府被推翻。赖斯不是一个出色的国务卿，却也清楚知道这一点。她说：“尽管美国影响强大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有巨大的能力提高弱小和管理不善国家的和平的政治和经济发展。”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须承认，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全盘反美，原因是民主国家民众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其次是美国是世界上势力最大的国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因此，许多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尽管他们未必赞同美国的政策和行为。
我们可以把上两段中的“美国”换成另外的大国，原理同样适用。美国是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控制别国的能力最强，所以在这里以它为代表讨论国家间的操控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试图影响别国的外交政策，使之对己有利。中国通常的方式是影响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大合同和优惠条件为诱饵。但是，这种以大公司为代理人的做法代价高，收益的时效短。
美国经常以价值换取利益。价值为利益服务，最终必然会损害价值。与这种做法非常类似的事情有两件：其一是教会和传教士以上帝的名义胡作非为，谋求私利，作为一个主要诱因，在欧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国则激起了义和团；其二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官方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要求被彻底贯彻了，结果是中国彻底失去了文学艺术。
e？美国的战争理由和学术传承
日本的外交和战争通常避免承担责任。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倾向于贼喊捉贼，或者发动偷袭，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与日本不同，美国发动战争需要一个酝酿过程，一个明确的理由，尽管有时是牵强的理由。有一个笑话说：
一个美国人与几名外国人一同去荒野探险，被强盗抓住了。强盗要杀死他们，但可以满足每人一个临终愿望。其他国家的人提出了最后请求，法国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唯有美国人请求强盗狠狠踢他的屁股。强盗哈哈大笑，满足了美国人的要求。然后，美国人拔出枪来打死了强盗。大家都很奇怪，问美国人：既然你有枪，为什么不早点用呢？美国人答道：如果他没有侵犯我，我有什么理由杀死他？
有人问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为什么他能够在美国的家门前，和这个超级大国对抗达数十年之久？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们没有给它入侵的借口。”猪湾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但登陆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国情报人员没有直接参与。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苏联把核导弹运到了古巴，对准美国。这时，美国也许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风险太大。冲突可能引发同苏联的核战争，至少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班子这样认为。美国施加了外交、军事压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除了这一次，卡斯特罗再也没有踢过美国人的屁股。所以，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数百次谋杀，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美国军方却没有对古巴发动战争。
其实，即使强盗不踢美国人的屁股，在他准备杀死美国人之前，美国人也会拔枪自卫。但一般说来，美国总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别人，无论它的借口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并愿意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寻求战争借口要求美国把屁股放在显眼的地方，往往还要等待很长时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在战争的中期参战的，那时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遍体鳞伤。美国政府需要参战，但德国的潜艇战是美国参战的直接诱因。虽然是为了赢得胜利，美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算是坐收渔人之利，却比它一开始就卷入战争减少了很多损失，保存了更多的实力，因此拉大了与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要诀。
美国是一个注重法律和道义的国家，因此，战争借口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说过：“就算一场新的冷战不可避免，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假设，一项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北京，以避免美国的孤立。”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169页。这是典型的美国想法。与基辛格的建议相对应，一项明智的中国政策应当是避免承担冲突责任；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华盛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向卡斯特罗学习。是否参战取决于对利益和实力的判断，而卷入的方式与冷战或热战无关。如果美国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或热战）是必要的，它一定会积极制造借口。因此，应该特别警惕美国撅起来、伸过来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虽然在经历了千余年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大都进入了宗教宽容时代。但是，一神教对“异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斗等思想却在美国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人就谋求改变世界。他们要改变欧洲的旧世界，希望铲除异教文明，希望消灭德意志帝国、苏联帝国。立场都是把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国家。
上帝选民和善恶大决斗的观念起源于宗教，已经融入基督徒的思维之中，并向外传播。作为基督教最后一个情绪昂扬的大国，美国必然和伊斯兰教徒——尤其是激进者——发生冲突。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对方。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受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外交，在思想上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最大差别在技术上，一方掌握了最先进的武器，另一方只能依靠他们最原始的自杀袭击。但是，他们的冲突根源却可以上溯到两个宗教的共同源头。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三者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此外，它们也都建立过统治大量异教徒的大帝国，这样辉煌的集体记忆是难以消退的。因此，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地缘文化，它们都是对立的。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居民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从非洲捕获的黑人是他们的奴隶，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们的敌人。从美国建国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近200年间，美国完全由欧洲移民及其后裔掌控，他们歧视和迫害其他族裔。但是，美国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没有国王和贵族，教会的世俗势力也不大。在争取独立时，美国革命追求当时欧洲尚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和英语并行的双语国家，特别是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各州。以至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提问，他要求保护美国的民族特性。但是，新移民给美国带来多元化的趋势不能停止。2004年，小布什为了竞选连任（私利），宣布大赦200多万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不过，美国的上层精英仍然是欧洲思想家的信徒。这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对照。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把美国的外交传统分为四个流派，分别代表商人、律师、军人和传教士的价值观，并分别以一位美国总统命名。其中传教士一派被称为威尔逊派，即人们通常理解的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在这个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浓，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是传教、消灭异教、拯救世界的热忱。基督教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有相同的文明和历史源头，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差异：美国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欧洲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社会了。而且，美国的宗教色彩还在变得浓厚。在宗教影响之下，美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这是美国在国际上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也是美国可能给世界带来危险的因素。
国际政治的实践在人类各大文明中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积累了许多经验；作为一个学科，国际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那些经验为建立学科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欧洲的动荡和战争，许多学者和科学家（特别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国。欧洲文明第二次传入美国，其规模非常之大，以致汤普森感慨道：“在整个人类知识发展史上，如此规模的人才智力迁徙是罕见的。”他认为：“从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国际研究了，甚至难以历数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74、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不过，汤普森还是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欧洲传统完全进入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背景方面，艾伦？布鲁姆说：
我们几乎要完全靠德国的传教士或中间人，才能获取有关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何等深奥，他们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我们所能学到的仅限于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了解的。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110页，译林出版社，2007年。
布鲁姆是德国第一代移民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斯特劳斯、汉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都是德国移民，也都是在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他们奠定了美国现在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美国战后的国际政治是欧洲的、德意志的模式，至少是受到德国的极大影响。像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沃尔特？李普曼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其中尼布尔是第二代移民。这些塑造二战之后美国外交思想的人，都有深厚的德意志知识储备。虽然美国早期的建国之父们非常蔑视欧洲的国家间政治之术，他们的国家最后还是向欧洲看齐了。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大都集中在美国。大学不仅提供高等教育，还制造思想与科学。美国有发达的科技以及与之相应的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反映美国竞争力的不是鞋子、服装等产品，也不是汽车这一类许多国家都可以生产的产品，而是波音飞机、航天飞船。飞机的买主是航空公司，航天飞船不供出口。这些生产商同时也制造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日常消费品不需要现代技术，却能够畅销全世界，它们实际上是美国的营销和软力量的产物。这些产品广告与美国的体育和流行文化密不可分，虽然现在多了一些本土化的明星。
尽管有许多优势，美国硬力量的两大支柱是军队和金融。生产线需要的劳动力较多，而技术较低，因此更适合欠发达的国家。在生产线上，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的劳动力是一个负担。即使更好的管理、更高的效率也不能弥补其劣势，因为贫富国家的差距太大了。欠发达国家则能够轻易地通过更低的工资、更长时间的劳动来弥补较低的效率。这是生产线与瑞士手表、意大利皮鞋、法国香水之类的制造业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很难保持竞争力优势。
美国的这个制度与英国当年的类似。英国殖民扩张以商人和传教士为先导，以军队为后盾。因为前两者中有很多流氓恶棍，所以英国的战争借口也常常是讹诈式的，显得非常流氓与恶棍。总而言之，英国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不太在乎它得到的利益是否符合一般道德。英国国内确实总有道德的呼声，真诚的，却经常是微弱的，不足以阻止无赖行为和强盗行为，却可以显出英国是多么的讲究道德。这就使得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伪善化。美国也在走这条路。
由于发达国家的比较劣势，制造业商人不能成为扩张的先锋。如果把美国的金融业比作农业，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就是鸦片——有一些用处，但风险很高，很少受到监控。这些衍生品侵入到世界各个地方，美国自己也不能幸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扩展到全世界。美国损失的不仅是美元，还有金融业的信誉——这是致命的伤害。当扩张先锋受到抵制的时候，就该军队出场了。鸦片战争时的英国就是这个路子。美国大概不会进攻出售美元的国家，它会选择一个又软又少争议的柿子。战争不能振兴美元，却可能敲山震虎，向全世界展示美国的力量，恢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战争总是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提供产品需求和就业机会。
在2003年之后的两三年内，关于帝国的讨论在美国甚嚣尘上。在2003年，美国的一家期刊写到：“仅仅在几年前，使用这个词（帝国）来描述美国将会自动给你贴上左翼成员的标签。今天，政治色谱从左到右的作者们都在用这个词。”thenation，byanatollieven，july，07，2003？而右翼作家更是肆无忌惮，如华尔街日报。不到一年，另一家美国期刊做出了回应。2004年4月20日，时代周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列出了它评选出的全球100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从政界、娱乐界到学术界都有。其中一位叫尼尔？弗格森，入选的理由是他的一本书：帝国（2003）。这位年轻的教授是英国人，当时在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金融史，名气大涨后去了哈佛大学。弗格森写帝国是为了配合英国的一部电视系列片，为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辩护，并声称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正如时代周刊所说“时机就是一切。”这本书生逢其时，立即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当帝国出版时，帝国主义已经在美国知识界回潮。这本书在书店上架时，正赶上美军进入巴格达，于是立刻获得成功。此后，有影响力的弗格森怂恿美国成为一个帝国——他的祖国英国已经不再有这个希望了。911袭击之后的美国气壮如牛，很有希望成为帝国，国内的许多学者也支持这个目标。在外交2004年3-4月刊的一篇书评中，约翰？艾肯伯里说：“美国现在正处在自由传统和帝国传统的斗争之中，两种冲动都深深植根于美国人民之中。”他在这篇评论中提到了六本论述美帝国的书，全部在2003-2004年之间出版。这六本书不包括弗格森的帝国，但有他的一本新书：巨人：美国的帝国代价。财政是美国这个巨人的一只泥足，军事入侵和虐待囚犯引发的道德危机可以算作是另外一只泥足。
世事无常。仅仅两三年后，喧嚣一时的“帝国”热就消退了。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遭遇挫折。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佳，这一点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随着形势的变化，哈佛教授弗格森也为之一变。他提出了“中美国”（chinamerica）的概念，这个提法以中美两国的互补性为前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消费。这个前提是不牢靠的，他也认识到这一点。弗格森呼吁召开g2首脑会议，比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中美g2还要早一些。但是，两国的软、硬力量相差实在太大。2009年，弗格森又有一变。他的新研究项目是“探讨西方文明在21世纪的衰落”德国世界报2009年6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6月30日。与其说西方文明衰落，倒不如说是传播得更广泛了。因为广泛，所以特征和优势都不突出了。金融危机初期，中美两国此长彼消的态势比较明显。但中国面临的挑战还在后面，真正启动国内消费必须涉及经济以外的改革。
g？近20年来的中美关系
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接近美国实力的国家。所以，美国最有可能把中国当作它的敌人。这与中国的意图无关，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无关，与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富裕国家也无关。这将是美国单方面的选择。中国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两国的官方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至少中国一方并不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中国官方没有正式放弃冷战时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却已经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国家。
对于本节，一个好的起点也许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1997年）。这本书也许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当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个月后，这本书立即被翻译成汉语“内部发行”接着，像历次国内政治运动一样，中国一些小有名气的“学者”被组织起来，义愤填膺地揭批两位作者的错误和偏见，诚恳地保证中国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
其实，这只不过是两位前驻华（港）记者写的一本书。他们收罗堆积了繁芜的事件报道、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的社会丑闻，没有系统分析和理论架构。这是记者的路数。两人不是美国重要智库的成员，更不在决策圈子。他们服务过的时代周刊虽很有影响，但他们早已离职，不代表杂志的立场。这本书反映了美国当时寻找敌人的怀旧情绪。中国反应如此过度，当然有官方运动的特点，但主要还是官方太注重美国的态度了。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确实不太容易。冷战之后，美国的政客们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敌人。他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个新敌人，而且许多人特别看好中国。政治制度、国土面积、人口规模、gdp数字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适合充当一个貌似强大的敌人。同时，现实中的中国又虚弱到适合美国欺辱打击的程度。于是，美国的冷战斗士们挟胜利之余威，把利剑指向中国。“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至今不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实际上是向美国大众推荐敌人。作者说：“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6页。——这是美国寻找敌人的标准、中国的罪状。这句话不是一家之言，大致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普遍观点。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制的ak47、t59、mig19、少量进口的俄制武器、几十枚核弹头之外，中国没有别的利器。作为经济支柱的加工业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因此，中国实在不愿意扮演美国的对手。缺了这个角色，对抗的大戏就演不起来。面对美国人反复、盛情的邀请，中国一再谦恭谢绝，只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很强硬。面对国外的各种指责，中国只是极力否认和辩解。美国炸使馆、撞飞机，中国都低调回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多考虑邻国的利益。美国政界强烈的反华、反共情绪始终没有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执政后期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了。但中国仍是美国政治圈和媒体圈内许多人选择敌人时的主要候选国。这些人从左到右，横跨政治光谱的两端。
2001年初，好斗的小布什政府上台。美国政府的一位辞职官员说，美国本来打算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从白宫和五角大楼主事者的信仰及后来的行为看，这并非没有可能。当年的911事件替中国解了围。华盛顿猛然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按美国利益行事的人和国家实在太多了，不是非选中国为敌不可。真正的敌人不请自来。决策者和智囊们终于摆脱了迷茫。他们没有必要再另费心思寻找敌人。虽然美国仍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但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之后，再向中国挑衅已经有些费力。在主动塑造敌人的时候，可供选择的目标有限：既不能太强大，导致对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让美国人同仇敌忾。在小布什当政的8年中，中国已经发展到不太适合供美国选做敌人了。这是中国的运气，也是美国的运气。即便美国一再挑逗，中国仍主动向美国示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像法国那样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国政府债券，帮助美国稳定货币市场。
美国决定向阿富汗增兵，将达到6万人。美国在中国周围的多个邻国中驻扎重兵，几乎形成一个包围圈。虽然美国可以提出理由，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友好的姿态。不过，让美国停止塑造敌人似乎不太可能。这是权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异。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对立中存在。如果没有敌人“我”也就不能存在。敌人与“我”同等重要——实在是太抬高敌人了。在“阶级斗争”狂热的时候，中国人也曾经到处挖掘敌人。这是西化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是一个自在之物，不依赖敌人而存在。中国现在对美政策的要点是：不接受挑衅，不挑战利益。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抵制美国的诱惑，谢绝为敌的邀请。
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心并非全无道理。每当大国的利益出现冲突，扩张遇到阻碍之时，就可能产生战争。对于利益，既得利益国不肯放弃，新崛起国却志在必得。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道理其实相差不远。如果不使用武力，旧的利益格局很难改变，或根本无法改变。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种刚性结构在中国每次都是被武力所打破。到目前为止，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如此，尚无例外。大国实力的消长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拔苗助长反而欲速则不达，武力促进更不可取。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许将为今后的国际关系树立起一种模式。如果大国都能够致力于此，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再有暴力和战争，那将是全世界的福音。
在欧洲国家之后，美国承担起“白人的责任”欧洲人放弃了海外殖民地，美国人在海外大建军事基地。美国是欧亚大陆的客人，没有殖民权力。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主要依靠驻军、贸易、投资和盟国。其中军队是最大的因素。如果美国失去在一个国家驻扎军队的机会，它对该国的影响就会削弱。所以它要首先保证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同时加大力量投放能力，即军队的远程机动性，以弥补军事基地的不足。技术的进步不能完全弥补客座帝国的劣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存在就能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为在大陆同等范围之内获取影响，中国对军事技术和军事基地的依赖没有美国那样大。
在911恐怖袭击之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造就的，就像美国在冷战中把苏联塑造成一个超级大国一样。美国需要这样一个对手。虽然苏联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但它的实力被夸大了很多倍，以至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才承认美苏双方的差距其实很大。在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被塑造成美国的对手，这样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中国和当年的苏联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在军事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没有必要把中国作为可以和它一争高下的对手。中国在传统上不是一个扩张型帝国，如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更紧密。中国的实力更透明，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当年苏联的僵硬。但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手。因为有了911袭击，恐怖主义才取代中国成为布什政府的头号敌人。
表现好的经济将制造敌人。竞争弱势、嫉妒都能变成愤怒和敌视。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一枝独秀。那也是日美关系紧张的年代，且不仅表现在政府之间。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日益上升。在日本经济已经下滑之后“1993年，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247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这种反日情绪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带来的。现在，中国还远远不能像20-30年前的日本那样制造有竞争力的产品。如果不大幅度改进教育和科技体系，改进经济竞争体制，中国可以凭经济总量成为大国，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流国家。
一些中国人发现美国很讨厌，与中国作对。但在过去100多年中，美国是大国中对中国伤害最少的，俄国、日本、英国、法国都曾在中国作恶多端。美国没有觊觎过中国的领土，也没有羞辱过中国。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改变了这个事实。轰炸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挑衅之一，但其程度仍不能与以上四国的侵略相比。而且，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其原因——如美国声称的失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军队的手腕，或白宫的指令。最后一种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在侵害中国的国家中没有列入德国，因为德国的崛起较晚，海军较弱，来到远东的时间在西方列强中最晚。德国在一战战败之后，没有机会再次不远万里而来。德国在八国联军时的表现最为恶劣，并推广了“黄祸”论，但它只有这一次机会。因此，两国发展友好的基础更坚实一些。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曾指出过这一事实。在二战中，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虽然美国加入对日战争的时间很晚，对中国的支持却非常巨大，中国成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的贡献不可抹杀。美国的可恶之处主要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大国，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都必将妨碍其他国家的利益，即使它小心使用自己的力量，其他国家也会感受到强大冲击。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打成平局，美国起初没有想到以中国为敌人，疏忽了中国对任何逼近国土的国家不得不防的心理。如果美国了解一点朝鲜半岛的历史，它应该能够想到中国出兵的可能。虽然美国劣迹斑斑，但在西方列强中却可能是最好的。这也得益于美国的理想。如果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美国在冷战之后20年这段时期的地位，很可能更为恶劣，这种可能不会减少对美国的批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给中国的教训是：要小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不能以强凌弱，但是，一个大国不可能让所有国家都满意，这时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不惮于使用力量。
加拿大
加拿大是北美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墨西哥在自然地理上属于北美，在人文地理上属于拉美）。加拿大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现在是英联邦成员。全国大多数人说英语。在魁北克等地，法语人口居多，大约占总人口的30%。加拿大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美国前几届总统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都是加拿大。加拿大的人口密集带在靠近美国的边境地区。两国已经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了很远。虽然加拿大经常对美国发出怨言，但那只是受到忽视后的不满。在经济上，这个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已经与美国合为一体了。2003年8月14日下午4点10分到15日晚，北美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从美国的纽约、克利夫兰、底特律，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等地，5000万人口失去了电力供应近30个小时。在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之后，美国与加拿大开始互相指责。纽约市长彭博声称，停电源自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的办公室则放风说，停电可能是闪电击中美国纽约州北部的输电线路引起的。美加电网通过37个节点连接，已经连为一体，因此才会在刚停电时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电网事件反映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融合程度。两国无论在安全还是在经济上，利益都是一致的。在911袭击之后，加拿大加紧了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越境袭击美国。在军事上，美国的北美防空体系覆盖了加拿大，为加拿大提供了一把保护伞。共同的利益和文化总是使加拿大在战争中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如此，在阿富汗也是如此。加拿大不像美国那样好战，但这个温和的国家不会在战争中离弃美国。从2001年到2008年12月20日，美国及其盟友共有1030名军人在阿富汗阵亡。排在前三名的是美国（629名）、英国（134名）、加拿大（103名）。三国人数占全部西方阵营在阿富汗阵亡者的84%。这些死亡数字很能说明三个英语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分析和评估国际关系时，不能把英语国家完全分开。
拉丁美洲的一体化
美国以南的美洲各国都很相似。那里的大部分土地以前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现在的居民大都说西班牙语。巴西人说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很接近，都属于拉丁语系。这片土地因此被称为拉丁美洲。除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之外，南美还有大量的印第安人。与北美不同，这里的印第安人没有被消灭。他们与欧洲移民、非洲奴隶的后裔产生了许多混血儿，种族融合的情况比北美好得多。南美和北美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印第安人在南美生存下来了，并且繁衍得很兴旺，而北美印第安人几乎灭绝。西班牙殖民者很残暴，却没有英国人那么工于计划。欧洲人带来的病毒杀死了许多印第安人，但南美印第安人并没有灭绝。可见天花等病毒不足以在广阔的大陆上消灭一个种族，就像美洲的梅毒没有消灭欧洲人一样。
拉丁美洲曾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西班牙殖民地有过统一的趋势。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是委内瑞拉人，参与了1811年的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的建立。他也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者、多个南美国家的创立者。这个地区在独立之后，没有像北美前殖民地那样组成联邦，各国的共和制没有得到很好地维持，因此远远地落在了美国后面。在欧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近邻，文化相通，一直有统一的呼声。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拉美也将延续以往的统一趋势。拉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美国一向视拉美为它的后院，一个动荡、相对落后的拉丁美洲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美国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标。虽然拉美的相对落后有非常大的自身原因，但是，美国充分利用和扩大了这些弱点，保证一个分裂的、落后的拉丁美洲为己所用。
在19世纪，美国仅有的两项外交政策是“门罗宣言”（1823年）和“门户开放”（1899年）。这两扇“门”的内容是互相抵触的。前者要求美洲对外关闭大门，由美国控制；后者要求列强向美国开放中国。中国只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个地方。巴拿马运河区长期被美国占领，这条运河是沟通美国两洋利益的便捷之路，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巴拿马运河是在1904年开始开凿，此前一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原因是美国制造的政变——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易于控制的运河国家，然后再开凿运河。在没有强大对手存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允许运河对所有人开放，允许巴拿马保持国家独立，但绝对不会允许运河落入一个敌意的政府手中。
自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长期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被当作它的后院。虽然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古巴的卡斯特罗等人敢于向美国挑战，却不能改变这个局面。如果有必要，美国能够比较容易地推翻他们两人的政权。在拉美策动政变、组织暗杀是中央情报局的长项，美国的海外驻军也是政治和情报力量。美国一直是拉美动荡的幕后黑手，在最近的两次政变中也不能摆脱干系。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总统查韦斯指责美国是策动者。2009年6月洪都拉斯政变有美国在当地驻军的身影，被迫离职的总统塞拉亚对美国提出质疑。美国没有直接入侵委内瑞拉和古巴（有过多起对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的未遂政变和暗杀），原因是这两个国家不足以构成威胁，入侵这两个国家不会增进美国的利益。
除了一般商品之外，美国与拉美之间还有特殊的进出口项目。在冷战期间，美国向拉美输出武器、暗杀和政变，支持独裁政权。冷战后，美国改换了产品，向拉美输出新自由主义和民主。拉美则一如既往地向美国输出人口——合法移民和偷渡者。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受到美国制约，而美国在人种和语言、文化上日益趋同于拉美。所以，影响是双向的。在国家间、文明间的竞争中，武力强弱、文明高下是最主要的条件，但人口多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影响更有持久性。在长时期内，美洲南北方竞争和对抗的胜者很可能是拉美。
在2006年的大选中，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十多个国家选择了左翼政府。这些“左倾”的国家占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总人口的70%，国土面积的80%。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两国更是由激进的左派总统当政。他们与美国对抗。前者威胁停止对美国出口石油，后者则宣布在2009年到期之后不再允许美国使用在该国的军事基地。拉丁美洲的政治向左转是对长期贫富分化的反动，是对以权力谋取利益的反动，不同于中国人理解的“左倾”在一些国家，左倾人士有些矫枉过正。但总的说来，纠正社会的严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与北美相比，拉美的许多地方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在19世纪的时候，拉美有过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政治制度的缺陷终于使它们停滞下来，远远落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后面。现在，拉美有了一些真正的民主，权贵把持经济的状况有所缓解。拉美有可能走出专制制度与寡头经济造成的恶性循环。民主制度的建立将减少美国干涉和破坏的机会，全体国民不会像军官、寡头和权贵那样被收买。拉美的持续发展将使美洲成为全体美洲人的美洲，而不再是美国人的美洲。同时“后院着火”将吸引美国更多的注意力，减少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干涉力度。这样一来，世界各国的力量分布和对比将更加均衡。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将更有保障。
古巴
古巴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在美国的南方。它不是拉美大国，也没有这种前景。它的面积、人口和经济都不堪当此大任。不过，在拉美各地广泛存在的反美运动和反美情绪中，古巴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从冷战到现在都不曾降下来。但这面旗帜以古巴的社会发展为代价。
古巴是一个岛国，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很重要。1823年门罗宣言之后，古巴逐渐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从1898年美西战争到1959年古巴革命，美国一直控制着古巴，并租借了关塔那摩和翁达湾为海军基地。关塔那摩监狱关押恐怖活动嫌疑人，因虐囚丑闻而闻名于世。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1961年4月对古巴的猪湾入侵，以失败告终。同年夏天，美苏在柏林又一次发生对立。苏联威胁切断西柏林的对外交通；美国做出强硬反应，苏联退缩，改为修筑后来著名的柏林墙。接着，对抗又转到古巴。美国在西德和土耳其部署核武器，对准苏联。苏联把核导弹运往古巴作为抗衡手段。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苏联不顾古巴人的反对，灰溜溜地撤走了导弹。这就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直到今天，美国仍对经济凋敝的古巴实行封锁。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小岛国有可能对一个大陆强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即使这个大国已经占有了可以作为登陆跳板的半岛。
今天的古巴是冷战的遗产。卡斯特罗正在把国家大权移交给他的弟弟——后者曾与他一起革命。当初，古巴革命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的敌视迫使古巴选择了苏联为老大哥。现在，古巴又像革命初期时一样成为拉美左翼运动的一部分。从长期时段看，左翼运动没有能力改进社会。尽管都有火红的年代，各国在革命之后都进入停滞状态。国家有能力做一些大项目，但回报很少，民生没有进展。但左倾是对右倾的必然反动。这是拉美和拉美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