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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情况完全变了：纨绔子弟应该有一副征服者的派头，性格轻浮，举止傲慢；他应该注意仪表，蓄着唇髭，或者胡须修得圆圆的，就像伊莉莎白女王的皱领，或者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他不摘掉头上的帽子，在沙发上打滚，把靴子伸到坐在对面椅子上仰慕他的女士鼻子下面，以此来显出个性的独立不羁，他骑上马，拿着拐棍，就像拿着一根大蜡烛，至于胯下是匹什么马他毫不关心，反正是随便牵的。他的身体必定非常健康，灵魂则永远处在第五重或第六重极乐世界的顶点。有几个激进的纨绔子弟一人一个烟斗，因为他们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
不过，在我描写这些情况的时候，它们肯定又发生了变化。据说眼下的纨绔子弟大概弄不清楚自己是否存在，世界是否存在，是否还有女人，是否该向他人打招呼了。我们在亨利三世治下发现纨绔子弟的原型，难道不是有趣的事情？赫耳玛佛洛狄忒岛的作者托马斯？阿尔蒂尤斯说：“这些英俊小生蓄着长发，那卷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卷像女人一样从小绒帽和衬衣皱领下面钻出来。那领子是梳妆布做的，硬邦邦地上了浆，长约半尺，团团地衬托着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盘子盛着圣约翰的首级。
“他们动身去亨利三世的寝宫，身子摇摇晃晃，脑袋摇摇摆摆，两条腿摇摇颤颤，我时时以为他们就要摔倒了他们觉得这种走路的姿势比别的姿势漂亮。”
从本性或者从派头上说，每个英国人都是疯子。
克兰威廉勋爵爬得很快：我在维罗纳又见过他；在我之后，他担任英国驻柏林公使。有一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我们步幅不一样。
在伦敦，什么也没有傲慢无礼这样吃得开，证明就是吉什公爵夫人的弟弟多塞特：他骑着马在海德公园跑来跑去，攀墙爬门，与纨绔子弟嬉闹玩乐、称兄道弟，不拘形迹：他取得的成就简直无与伦比，更有甚者，他甚至劫持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无一幸免。
我不大喜欢最时髦的女人；不过，有一个可爱的女子——格维迪尔女士却是例外：她的言谈举止都像个法国女人。杰茜女士风韵犹存。我在她家遇到了反对派。柯宁汗姆女士就是对立面中的一员，就是国王本人也暗暗保留了对老朋友的偏爱。在支持阿尔迈克舞场的女人中间，人们注意到俄罗斯大使夫人。
列文伯爵夫人与德？奥斯蒙夫人和乔治四世有些离奇的瓜葛。由于她大胆泼辣，又被人认为在宫里吃得开，她就成了极为走红的女人。大家认为她有些才气，因为大家推测她丈夫没有才气；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列文先生比列文太太要强得多。列文太太一张尖尖脸，不讨人喜欢，是个俗气、烦人、冷漠的女人，只知道谈一个话题：粗俗的政治；再说，她什么都不懂，只会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来掩盖思想的贫乏。当她与才德之士相处时，她的内心贫乏就使她住了嘴；她摆出一副高深的样子，似乎不屑于参加这种谈话，就好像她有这种权利似的。由于时间的作用，她衰落了，又由于不能禁止自己管点事情，这位参加多次外交会议的未亡人从维罗纳来，得到彼得堡行政官员们的允许，给巴黎人表现昔日外交的幼稚。她谈到了私人的通信，似乎擅长于失败的婚姻。我们的情场新手匆匆涌进她的沙龙，学习上流社会的人情和吐露秘密的艺术。他们也把自己的事情说给她听。而这些事一经列文太太的扩散，就变成了暗中流传的流言蜚语。部长以及渴望成为部长的人都为得到这样一位贵妇的保护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个贵妇在梅特涅先生卸下国务重担、经营缫丝业来打发时间以后见过这位伟人。可笑的事在巴黎等待列文太太。有一位庄重的神学家(基佐)倒在翁法勒脚下：“爱神呵，你断送了特洛伊。”1
1翁法勒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女王。赫拉克勒斯把自己卖给翁法勒为奴，与她同居三年，治好了一身痼疾。后出发去惩罚特洛伊王拉俄墨冬。
在伦敦白天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早上六点，跑去参加一个高雅的聚会，包括一顿乡间早餐；回来吃午饭；然后换衣服去邦德街或者海德公园散步；七点半钟换装吃晚饭；然后又换上晚礼服去歌剧院；半夜又换衣服去参加晚聚或者交际会。多么迷人的生活！若是让我选择，我宁肯一百次做苦役，也不过这种日子。最合礼仪的举止，就是不能进入举行私人舞会的小沙龙，留在为人群所堵塞的楼梯上，以及迎面遇到萨默塞特公爵；这种真福我得到过一次。新的英国人比我们要轻浮得多，有一场“节目”就可以让他们昏头转向：要是巴黎的刽子手去伦敦，会让整个英国都跑来观看的。苏尔特元帅不就像布吕歇尔，迷倒了英国的夫人淑女么？当年那些女人曾竟相亲吻布吕歇尔的唇髭。我们的元帅既非安蒂帕特1和安提柯2，亦非塞琉古3安条克4和托勒米5，更不是亚历山大的任何统帅大王，他只是一个出色的士兵，通过挑起战争，洗劫了西班牙；就在他身边，一些嘉布遣会修士为一些油画送掉了性命。不过，他确实在一八一四年三月，发表过一份激烈的声明，反对波拿巴。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波拿巴：此后他就在圣托马斯？阿奎那过复活节领圣体。在伦敦，有人展示他那双皮靴，一先令看一次。
1安蒂帕特(antipater，公元前三九七—前三一九)，马其顿将军，战功显赫，曾任摄政王。
2安提柯(antigonus，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一)，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
3塞琉古(seleucus，公元前三五八—前二八)，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后任叙利亚王。
4安条克(antiochus，公元前三二四—前二六一)，塞琉古之子，叙利亚王。
5托勒米(ptolemee，公元前三六七—前二八三)，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之一，后任埃及王。
所有传闻很快传到泰晤士河边，又很快地消失。到一八二二年，我发现这个大城沉浸在对波拿巴的回忆之中；大家从对尼克(对拿破仑的谑称)的攻击发展到愚蠢的崇拜。回忆波拿巴的文章充斥于报刊杂志；在每户人家的壁炉台上都供放着拿破仑的胸像；画像商的橱窗上都耀眼地挂着波拿巴的版画；就连威灵顿公爵家的楼梯上，也安放着卡诺华雕塑的波拿巴巨像。难道人们不曾把另外的圣所奉献给被缚的战神吗？这种神化活动似乎更是一个看门人图虚荣而干的活儿，而不是一个战士所表达的敬意——将军，您在滑铁卢并没有打败拿破仑；他的命运之链已经断裂了，您只是把最后一环扭开罢了。
公函续篇
我正式拜会乔治四世之后，又多次见到他。英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事情差不多已成定局，至少这些独立国家的船只挂着自己的国籍旗可以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港口受到接待。我与伦敦德里侯爵作过一次会谈。我五月七日的公函报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及这位首相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来说，这封公函十分重要，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就几乎毫无意思了。在西班牙殖民地与英法两国有关的立场中，有两点需要讲清挑明：一是贸易利益，一是政治利益。我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利益的细节。“我越了解伦敦德里侯爵，”我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就越觉得他精明。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从来只说想说的话。有时，人们都忍不住认为他是个善人。他的声音、笑容、目光里，都有几分波佐？迪？波尔戈先生的味道。确切地说，他让人产生说不出的信任感。”
公函是这样结束的：“若是欧洲不得不承认美洲事实上的政府，那么它的政策就应该致力于让新大陆诞生君主国，而不是那些将向我们输出物产和原则的革命共和国。
“子爵先生，阅读本函时，您或许和我一样，感到满意。六个月前，英国还不屑于听听我们对一些利益的看法。现在，迫使它为了这些利益与我们合作，在政治上显然是迈出了一大步。作为一个善良的法国人，我对于一切能使我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进步都感到欢欣鼓舞。”
这封信是我一切思想的基础。我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这次战争爆发近一年前，关于殖民地问题所作的谈判，也是以这封信作为基本原则。
重返议会——为爱尔兰人举行的舞会——贝德福公爵与白金汉公爵的决斗——行宫的宴会——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及其秘密
五月十七日我去科文加登剧院，坐进约克公爵的包厢。国王来了。这位君主从前被人家憎恨，现在却受到这座古修道院僧侣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二十六日，约克公爵来使馆吃饭；乔治四世本来极想赏给我这份荣耀，但是担心我那些外交界的同事嫉妒，只好作罢。
德？蒙莫朗西子爵不同意就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与圣詹姆斯内阁谈判。五月十九日，我获悉德？黎塞留公爵先生的死讯。他几乎是猝死的。这位正直的人平静地忍受了头一次退出内阁的痛苦，但是他也许是思念政务太久，终于支持不住了，因为他毕竟没有第二个生命以取代失去的一个，黎塞留的英名仅仅是通过一些女人才传到我们这儿的。
美洲革命仍在继续。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第二十六号)：
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秘鲁刚刚采纳了立宪君主制。欧洲的政策应该作出百般努力，使宣布独立的殖民地国家都得到类似的结果。美国很担心墨西哥成立帝国。万一新大陆整个成了共和国的天下，旧大陆的君主制就要完蛋了。”
人们对爱尔兰农民的穷困议论很多，最后人们用跳舞来安慰他们。在歌剧院举行的一场盛大舞会吸引了富有同情心的人。国王在一条走廊上遇见我，问我在那儿干什么，并挽起我的手臂，把我领进他的包厢。
在我流亡时期，英国剧院正厅的观众吵吵嚷嚷，都很粗俗。一些水手在正厅喝啤酒，吃橙子，对着包厢叫骂。有一晚，我进了一家剧场，旁边来了一位醉醺醺的水手，问我这是在哪儿。我告诉他：“在科文加登剧院。”他一听就叫了起来：“真的，好漂亮的花园哩！”说完，就像荷马笔下的众神一样狂笑起来，抑也抑不住。
我最后一次应邀去兰斯多恩勋爵府上参加晚会。勋爵阁下把我介绍给一位庄重的贵妇人：她年已七十三岁，穿着绉呢衣服，白发上面罩着黑纱，就像带着王冠，整个人活像一位退位的女王。她用庄严的声调，残缺不全地背了三句基督教真谛中的话，跟我打了招呼，又同样庄严地告诉我：“我是西当斯夫人1。”即使她告诉我：“我是麦克白夫人，”我也会相信的。我从前曾经看过她演戏，她那时正是才华横溢的年纪。时间的波浪把一个世纪的残屑抛到另一个世纪的岸滩，只要拾取这些残屑就足以生活了。
1西当斯(siddons)，英国著名演员，当时六十七岁。——原注
到伦敦来看我的法国人有德？吉什公爵夫妇，我在布拉格还要提到他们；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我在费法克见过他，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德？诺阿耶子爵夫人，她还和十四岁在梅内维尔的美丽花园里游玩时一样聪明、优雅、讨人喜欢。
宴饮和晚会太多，大家都应酬烦了；各国使节渴望出去度假：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准备去维也纳；他希望人家会召他参加和会，因为人们已经打算召开一次和会。罗思柴尔德先生回法国，他已经与其兄弟一起终止了俄罗斯的二千三百万卢布借款。在海德公园一个地洞深处，贝德福公爵与大块头白金汉公爵斗了一场。从巴黎寄来了一首侮辱法国国王的民谣，伦敦的报纸把它登了出来。英国激进的下等人光觉得它有趣，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发笑。
国王去了行宫。我于六月六日也动身去那儿。国王邀我去那儿吃饭，小住。
我于十二、十三、十四日在陛下的起床时刻，在接见厅，在舞会多次见到乔治四世。二十四日，我宴请丹麦亲王与王妃：约克公爵作陪。
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待我十分友善，若在从前，这也许是一件大事：她告诉我不列颠国王陛下并未完全放弃去大陆旅行的想法。我极其虔诚地在心中保守这一秘密。若是在韦纳依、曼特农于尔森和篷巴杜夫人1干政的年代，为了一位宠姬的这样一句话，该发送多少公函哪！再说，我也并不热心于打探伦敦宫廷的情报：反正你说也是白搭，人家不听你的。
1韦纳依(verneuil)，法国贵妇，生平不详。曼特农(maintenon，一六三五—一七一九)，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四秘密娶的妻子。于尔森(vrsins，一六四二—一七二二)，法国贵妇，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关系密切。篷巴杜夫人(pompadur，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五宠爱的女人。
群臣画像
伦敦德里侯爵尤其难以接近：一方面，他身为大臣，说话直率，另一方面，他为人谨慎，这两方面使你感到拘束。他坦率地解释他的政策，神情极为冷漠，对发生的事情却绝口不提。他对自己说的话漠不关心，就好像那不是他说的。大家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他说出来的话，还是应该相信他藏在心里没说的话。就像圣西门所说，你往他耳朵里塞一筒炸药，他也不会动一动。
伦敦德里侯爵有一种爱尔兰人的口才，常常在贵族院激起笑声，给公众带来快乐；他的疏忽是有名的，不过他有时说的一些妙语，例如在谈到滑铁卢战斗时说的：“我把士兵们叫回来了。”让公众激动不已。
哈罗比勋爵是枢密院主席。他说话简明扼要，熟悉情况。在伦敦，一个枢密院主席说话哕哕嗦嗦，大家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从言谈举止来说，他还是个十足的绅土。有一天在日内瓦的帕基斯，有人通报一个英国人求见：进来的是哈罗比勋爵。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失去了从前的国王；我从前的国王则流亡外国。这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英国伟大。
我在维罗纳会议一文中提到皮尔先生和威斯特摩兰勋爵。
我不知道巴瑟斯特勋爵是否那位巴瑟斯特伯爵的后人，是否他的孙子。斯特恩曾经这样描写巴瑟斯特伯爵：“这位爵爷是个奇迹；八十岁的人了，还头脑清醒，反应灵敏，像个三十岁的人。情绪健康，对什么都有兴趣，也有能力讨我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喜欢。”巴瑟斯特勋爵，即我跟你们提及的大臣，是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礼的人；他保留了过去有教养的法国人的礼貌传统。他有三四个女儿。她们皮肤白净，体型修长，行动轻盈，像海燕一样顺着波浪奔跑，或更确切地说，飞翔。她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她们是否和同姓的英国少女一起落进了台伯河1？
1见第三卷第四十二页。
利物浦勋爵不像伦敦德里侯爵，是主要大臣，但却是最有影响，最受尊敬的大臣。他享有虔诚信士和慈善家的名声。对于拥有者来说，这个名声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家来找他时都怀着对父亲一样的信任。任何行为，要是得不到这位圣人的认可，就似乎不是善良行为，因为这位圣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才干的影响。利物浦勋爵的父亲查理？詹金逊是霍克别里男爵，利物浦伯爵，是伯特勋爵的红人。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几乎个个都是从文学生涯开的头，不是写过几首或好或坏的诗，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刊载。一般而言，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对这位首任利物浦伯爵还要再写几句。他给伯特勋爵当过私人秘书，他的家族为此颇为伤心：这种虚荣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幼稚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那些最狂热的革命者就是从血缘的失宠或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中萌生对社会的仇恨的。
利物浦勋爵支持改革，坎宁先生最后一次入阁要感谢他。他虽然死守宗教原则，却也可能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在我认识利物浦勋爵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清教徒感悟的地步。平时他与一位老姐妹住在离伦敦几十里远的地方。他言语不多，脸色忧郁，常常侧着耳朵，似在倾听什么悲伤的事情：好像他听见自己的最后几年寿命从天而落，就像冬季落在街面上的雨点。再说，他没有任何情欲，只是照上帝的意旨生活。
海军将领团的成员克拉克先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如坎宁先生属于皮特先生一派；不过他比坎宁先生更为醒悟。他在白厅住了一套阴暗的房间。当年查理一世就是被人从那些房子的窗子提出去，直接送上断头台的。在伦敦走进那些机构领导人的住所，人们都会大吃一惊，那些机构的分量就是在天涯海角也感受得到呀。一张光光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黑礼服的人，这就是你见到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们，或者是哪个商务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继承了蒙古皇帝的伟业，在印度就有两亿臣民。
两年前，克拉克先生来玛丽一泰蕾丝诊疗所看我。他提醒我注意我们舆论和命运的相似。一些事件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政治造就离群独居者，一如宗教造就隐土。当一个人独居荒野时，便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无限人生的某种遥远图像。无限人生独居在无垠的宇宙，看着各个世界的革命完成。
公函(续)
在六七两个月，伦敦内阁开始认真对待西班牙事件1。伦敦德里侯爵和大多数使节在谈到这次事件时，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1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第三十五号公函中，如实地报告了英国的举措：
子爵先生：
伦敦德里侯爵有关西班牙的想法，我比过去更难向您报告，因为难以打听到他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w？阿库尔先生的秘密训示。不过我事事都留心，所以您最近的十八号公函所要求的情报，我还是搞到了。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隆东代里侯爵的性格判断准确，那我就相信w？阿库尔先生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书面训示。人家会口头指示他观察各派动向，但不介入纷争。圣詹姆斯内阁不喜欢西班牙国会，但是看不起费迪南德，肯定不会为保王派干什么事情。再说，只要我们对一种舆论施加影响，英国就会对相反的舆论施加影响。我们的再度繁荣激起了强烈的嫉妒。此间的国务活动家对西班牙蕴蓄的革命狂热都怀着隐隐的担心。不过遇到特殊利益，这种担心就压住不提了。因此，如果一方面大不列颠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排斥出半岛，另一方面它能够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对西班牙事件持什么态度，并且为大陆君主国家可能再次遭受的苦难而幸灾乐祸。阻止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使节的同一原则，促使英国往马德里派遣一位使节：它对一般的事情毫不关心，只关注能从帝国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致敬！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我在七月十六日的四十号公函中又报告了西班牙的消息，并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
子爵先生：
英国报纸依据法国报刊新闻，今早刊载了包括本月八日在内的德穗里的消息。我对西班牙国王的命运从来抱很大希望，也就并不感到震惊。如果那个不幸的君主命该一死，其余的人也别想幸免于这种灾难：匕首只能刺杀一位君主，断头台却可以毁掉君主制度。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受审就是最好的明证：老天给我们预防了第三场审判。这种审判似乎以杀戮的权威，来确立民众的权利，成立反对国王们的法律团体！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法国政府应该预料的机会之一，就是西班牙政府宣战。无论如何，我们不久就会不得不撤除防疫线1，因为过了九月，如果巴塞罗那没有再次发现疫情，那时还提防疫线，就会是真正的嘲讽；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部署了一支军队，并说明我们不得不保持这支军队的理由。难道这不等于向西班牙国会宣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撤除防疫线，会引出什么后果呢？这个怯懦的行为会危及法国的安全，损害内阁的威信，并使我国的革命党重新生出希望。
1当时巴塞罗那流行黄热病，法国派兵严守与西班牙交界的地区，防止有人将疾病带入。
致敬！
一八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于伦敦
有关维罗纳会议的磋商——致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隐隐表示拒绝——德？维莱尔先生的信更支持我——我给德？迪拉夫人写信——德？维莱尔先生给德？迪拉夫人的便函
自维也纳会议和埃克斯？拉？夏佩尔会议以来，欧洲的君主们都被会议搞晕了头：人们在会上一边娱乐，一边瓜分几个国家。因此，始于莱巴赫，终于特罗坡的会议一结束，人们便考虑在维也纳、费拉尔或者维罗纳召开另一次会议：西班牙的动乱正好提供了机会，加快了会议进程。每个宫廷都指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我在伦敦看到大家都准备动身去维罗纳。由于我满脑子装的是西班牙的事，又由于我在想一个为法国争光的方案，便认为如果让别人在一个想不到的方面了解自己，可能对会议有用。我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就给德？蒙莫朗西先生写信，可是没有讨到半点好。部长冗长的回信在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虚情假意掩饰不了明显的疏远。信末写道：
“尊贵的子爵，既然我向您敞开了心扉，就想把不愿在公函里说，可是某些个人观察和一些熟悉您那块阵地的人的见解启发我生出的想法告诉您。面对英国大臣，您首先想的难道不是应该注意嫉妒和气恼的某些作用吗？这种嫉妒和气恼时刻可以从直接表示的王恩和‘社会信任’中看出来。请告诉我您是否看出了这方面的迹象。”
对我得到“王恩”和“社会信任”(我猜测，就是柯宁汗姆侯爵夫人的信任)的抱怨，是通过谁传到德？蒙莫朗西子爵那里的呢？我不知道。
通过这封私函，我预计我的方案在外交部长那儿是通不过了，就给德？维莱尔先生写信。他当时是我的朋友，并不怎么偏袒他那位同僚。他在一八二二年五月六日的信中，先给我回复了几句好话。
“您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我谨表示感谢。那个宫廷关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决定不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因为两国的处境大不相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避免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从而被拖住手脚，无法在别处行动。而假如东方事务在欧洲会引起新的政治组合，那我们是应该在别处行动的。
“当前的世界形势有可能引发出一些事件。如果不参与，法国政府就会有失体面。而我们是不会让法国政府丢脸的。别的国家干预调解，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但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更具胆魄，更为正直。
“我认为人家大大低估了我国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国王政府在给自己规定的形式下还可以行使的能力；它提供了更多的人们似乎不相信的资源，我希望遇到机会我们能够表现这一点。
“亲爱的，如果出现这种良机，您一定会鼎力相助。我们坚信您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分享荣耀而是按各方所作的贡献论功行赏。让我们来比一比，看哪方出力最多。因为光荣将属于大家。
“我确实不清楚这是否会形成一次和会：不过，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您告诉我的事情。
一八二二年五月五日于巴黎”
由于头一次看了这封体谅我的信，我就通过德？迪拉夫人督促财政部长。她原来就以友情帮助过我，于一八一x年指责宫廷忘记我了。不久，她收到了德？维莱尔先生这封信：
“我们能说的话，我都说了；在我心里以及在我的看法里，能够为公众幸福和我的朋友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或者将要去做，请相信这点。我不需要听人劝说，也不准备改变意见。我向您重申：我是凭信仰和感情行事。
“夫人，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伦敦德里侯爵去世
我于八月九日寄出的最近一封公函，向德？蒙莫朗西先生报告伦敦德里侯爵将于十五日至二十日动身去维也纳。可是我的计划遭到了突然的改变。我原以为只须向人世间国王的内阁报告人事，谁知却要向它报告天意。
由加莱电报局转往巴黎：
伦敦德里侯爵于今日(十二日)上午九时在北克莱乡居突然去世。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于伦敦
第四十九号公函：
子爵先生：
倘若时间没有阻延我的电报，昨日四时寄发的特挂也没遇到任何事故，那么我就希望您是大陆上头一个得悉伦敦德里侯爵猝死量耗的人。
这场死亡极为悲惨。高贵的侯爵星期五还在伦敦。他觉得头有些发胀，就请人在后颈部放了血，然后动身去了北克莱。伦敦德里侯爵夫人已经在那儿居住一个月了。星期六(十日)和星期日(十一日)开始发高烧。但星期日夜里似乎退了烧。星期一(十二日)早上，病人的情况显得很好，看护他的妻子便认为可以离开一会儿。伦敦德里侯爵脑子已经失常，见没有人守着，就下了床，进了一个卫生间，抓住一把剃刀，一下就把颈静脉割破了。一个医生赶来救他。他就倒在医生脚下。鲜血流了一地。
这个可悲的事故人们尽可能保密，但还是传到了公众那里，而且大大走样，引发了种种流言。
伦敦德里侯爵为什么要寻短见？他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灾难；地位比任何时候都要稳固。下星期四他就准备动身。他会把一次公务旅行变作一次愉快的事。他准备于十月十五日回国，参加预先安排的狩猎，并且邀请我参加。可是，老天作了另外的安排，于是伦敦德里侯爵追随德？黎塞留公爵走了。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以下是我没写进公函的一些细节。
乔治四世回到伦敦后，向我讲述说，伦敦德里侯爵起草了给他自己的训示，准备在会议上遵循，呈送给国王批准。乔治四世接过文稿，想斟酌措词，便开始大声朗读起来。他发现伦敦德里侯爵并没有听，两只眼睛在书房顶上扫来扫去，便问道：“爱卿，怎么啦？”侯爵回答道：“陛下，约翰那个家伙(一个马夫)在门口，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断地命令他走开，他就是不走。”国王大吃一惊，合上文稿，说：“爱卿，您病了：回家去吧；叫人给您放点血。”伦敦德里侯爵走出来，去买了一把刀，以后就用它割了颈根。
八月十五日，我继续向德？蒙莫朗西报告情况：
“人们往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去水边，去海滨浴场，去城堡寻找外出的大臣们。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在伦敦。人们今明两日等他们回来。他们将召开大臣会议，但什么也定不下来，因为最终结果，是由国王给他们任命一位同僚。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爱丁堡。很可能大不列颠的国王陛下并不急于在丧葬期间作出决定。在英国，伦敦德里侯爵的去世是不幸的：他虽然并不受人爱戴，却为人所敬畏；激进党人憎恶他，但是又怕他。他为人特别正直，使反对派不能不敬畏，不太敢在讲坛和报纸上侮辱他。他不可动摇的冷静，对人对物的漠不关心，他的专制本能，对合乎宪法的自由的暗中蔑视，凡此种种，都使他成了能够与本世纪的倾向作斗争并取得成就的大臣。在过激与民主威胁世界的时代，他的缺点也成了优点。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子爵先生：
在前日第四十九号普通公函中，我有幸报告的关于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情况，已经为后来的消息所证实。不过，不幸的大臣割断颈静脉，用的不是我前函报告的剃刀，而是一把小刀。您将在报纸上读到“验尸官”的报告，会把一切了解清楚的。对大不列颠首相尸体作的调查，一如对一个杀人凶手尸体作的调查，给这个事件增加了几分恐怖。
子爵先生，您现在大概知道了，伦敦德里侯爵在自杀前几日，已经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就连国王本人也觉察到了。有一个细微的情节值得一叙。这件事我原来并没有留心，可是灾难发生以后想起来了：十二天或者十五天以前，我去看过伦敦德里侯爵。他一反自己的习惯和当地的风俗，亲亲热热地在卫生间里接待了我。他正要刮脸，便半讥半讽地笑着对我夸赞英国剃刀的好处。我对即将闭幕的会议恭维了他几句。“是啊，”他说“是该结束了，不是会议，就是我。”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五日于伦敦
英国的激进派和法国的自由党人对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说法是，侯爵觉得反对派的原则将获得胜利，在政治上失望，便寻了短见。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一些人凭想象，另一些人凭党争派性和蠢气编造出来的。伦敦德里侯爵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对人性而犯罪，也就不必为此悔恨，他也没有为支持本世纪的知识而犯罪，因为他对它们深为鄙视：疯狂通过女人进人了卡斯尔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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