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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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工无疑是深圳这座年轻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曾在高交会馆、春运的火车站、节日的莲花山以及刚开通的地铁里无数次的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身穿标有深圳义工的大红色背心，头戴红帽，年纪在20－40之间，有男有女，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友好、礼貌、认真，尽职尽责。

    最初接触义工，是98年深圳召开首次高交会，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首次召开这样高等级的展览会，准备时间短，缺少大量高素质的服务人员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展览会在上班时间举行，我无法脱身，虽然报名却没能参加。我的想法是服务于这样的大会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和语言能力，丰富阅历，更何况电脑、it行业帅哥成堆，个个儒雅斯文，说不定还能碰上张朝阳丁磊什么的。虽然没能成为义工的一员，自此我却时时关注他们的行动，准备有机会投身其中。

    义工这个特殊的群体，用业务的时间做没有回报的事情，在深圳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显得非常特别和另类。可以这样认为，在传统道德观念倍受冲击、人们变得务实和拜金的背景下，义工们是一群勇于奉献、坚守传统美德的战士，和金钱物质开战，和腐化堕落开战，和自私冷酷开战。付出时间和交通等成本做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事情，义工得到精神上莫大的回报，感受到崇高和成就，甚至感受到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物质丰富了精神却不一定富足，看重精神生活的人焦虑饥渴，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平衡。从这个层面上，我是赞同义工行为并尊敬他们。

    但是这几年来，我感觉义工的触角和活动范围实在是伸得太长太远了。如果说看望孤寡老人、孤儿院儿童可以表达人们的关爱送去温暖，拾拣风景点垃圾是提倡环保、爱护自然，那么，在春运的火车站和节日公园为行人指路、维持次序，在红灯路口挥着红旗禁止行人乱穿马路又体现了什么寓意和感动呢？深圳地铁在05年元旦前开通，人流如潮，义工们又无所不至地出现了，据说那几天的地铁站动员了几百名义工维持次序。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义工。报纸对义工们毫不吝惜版面，经常报道，还有义工等级“五星级”义工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默默付出、传达关爱的义工行为终于登堂入室，越来越引人瞩目。

    这里有两个疑问：

    1、义工的行为应不应该大力宣传？我认为义工的意义正在于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做好事如果要报酬就不是做好事了，就成了交易，不存在感激与高尚。舆论和报纸正面高调宣传，给予义工们一种无形的回报：社会地位。有钱人搞慈善活动，用意也是得到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声誉。义工们的活动是自发的、民间的，如果跟政府宣传挂起钩来，就失去了其“最大多数”的代表性，成为一种组织行为。而群众行为会让人觉得更加温暖。

    2、义工应不应该无所不义？前面说了，义工最重要的作用是传达关爱，弥补温情的缺失。在敬老院孤儿院这样的地方，老人小孩们需要义工的关心和陪伴，感受“人味儿”发生非典，海啸这样的突发事件，严重威胁人民安全，超出常规的政府的服务能力，义工可以在短时间内与死亡赛跑，发挥应急作用。但这样的应急不能太频繁，更不能天天有、处处在，否则就成了免费的警察、免费的公务员。次序是维护了，可别让外国人看了笑话。

    政府行为就是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就是市场行为，群众自发行为就是群众自发行为，三者岂可混为一谈。

    因此，我不做义工。

    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