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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推介以及发行等环节参与国内的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版权代理人,我也根据文化公司的具体情况,竭力说服德国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合作。在此之前,上海万语已经与我们签了几个版权合同,合同执行的情况很好,金浩先生懂德语懂出版,又加上还有一层“校友”和“学弟”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对德国出版社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德方同意向上海万语授权的许可。在选目上,我和金浩先生通过电话沟通,很快就确定了向他们授权耶利内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是诱鸟,宝贝!、哲学散文剧托特瑙山和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wasgeschah,nachdemnoraihrenman女erlassenhatteoderstutzendergesellschaften)。金浩先生很看重戏剧集,他认为,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是最有可能把耶利内克的剧作搬上舞台的地方,并且表示在书出来之后,将积极着手联系安排演出事宜。他还委托我全权安排译者,争取三本书的翻译工作能够同时完成。我很高兴地请到前辈译者刁承俊先生翻译我们是诱鸟,宝贝!,我和刁承俊先生虽然至今都未曾谋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翻译德国作家格拉斯的几本书,我们多次通电话,彼此的声音已经很熟悉,刁承俊先生是翻译格拉斯作品最多的中文译者,由他翻译这本书,质量无疑是上乘的。托特瑙山的译者沈锡良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酷爱哲学,曾经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复旦大学的西方哲学博士研究生。以我个人之见,在耶利内克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难翻译的,沈锡良先生兢兢业业,查阅了很多哲学资料,尽了最大的努力。

    魂断阿尔卑斯山(indenalpen)和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是我在安排版权之初感到最棘手的两本书,前者选译了六个散文剧,后者则汇集了六个传统剧本。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同意购买版权之后,我高兴地通知了德国出版社。谁知,德国出版社遗憾地答复我:耶利内克本人不同意我提出的这两种戏剧选本的方案,要求按照罗沃尔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的德文版原书的选目分别单独出版。我顿时傻了眼,的确,德国出版社是有言在先:“合并出版的剧本,需要得到作者本人的许可。”而且,我在最初发给中国出版机构的出版计划中也重申了这一要求。但是,我自己后来却忘了这个茬。上海译文社的死亡与少女共五个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别出现在三本戏剧集里的,魂断阿尔卑斯山等六个散文剧分别选自三本德文版的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等六个传统剧本也是出自两本德文版的戏剧集,而且在这些德文版的集子里还有两部超过十万字以上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的长剧。我不甘心,绞尽脑汁地给作家本人写了一封信,通过德国柏林出版社版权编辑奥斯瓦德女士(sabineoswald)转达,我陈述了中国出版社对出版她的作品的热情、中国出书的特点,介绍了长剧单独出版、短剧合并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强调了三家中方机构的戏剧集选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权归属难以协调,希望她能够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意我的选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奥斯瓦德女士的来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剧本选目安排授权,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个剧本。耶利内克女士给我回信,她认为这样选编是合适的。”我感到如释重负,并在当天就办完了所有合同,发给德方审阅。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云团家乡这个剧本的版权归属出版格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该社也是由我独家代理,一个电话就立刻落实了。这一“意外事故”是导致耶利内克中文版权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尘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个传统剧本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几位译者都是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丁娜、李鸥、杨丽、徐静华这四位译者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还获得了德语文学博士。杨丽女士发表在欧览月刊上的破译天书随笔一文中写道:

    “我们特地利用春节期间在慕尼黑相聚,讨论对作品的理解,体味耶利内克语言的双关意义,赞叹某些词语表达的精美和贴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沉浸在纯学术讨论的喜悦中,这是一种难忘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似乎实现了大学时代的梦想,一种成熟的梦想。在这个大年初一的傍晚,我们讨论得是那幺激烈,那幺投入,顾不上品尝其他朋友们精心烹调的春节大餐,只是专注在对耶利内克作品的分析中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学理论文献和哲学文献。由于耶利内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思维跳跃大,有时似乎特意迷惑读者,以达到让人深思的目的,为了确保翻译和理解的准确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有关人员对其语言和历史背景进行核实翻译工作结束了,我觉得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理智上,语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礼。我学到了很多很多,重温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这对我不仅仅是一次翻译,而且是一次戏剧理论的复习,一次西方哲学史的重温,一次年轻时代美好幻想的实现。”

    李鸥和杨丽应邀翻译城堡剧院,这是最难译的一个剧本,很多话是用维也纳方言和格拉兹方言写成的,因此在翻译上非常艰难。这对同行伉俪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20多年,他们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请教了许多奥地利的朋友和搞戏剧的专家,他们还专门去维也纳的“城堡剧院”观看了城堡剧院的演出。在翻译风格上,选择了普通话作为基础,根据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采用了一些比较高雅或比较低俗的表达方式。丁娜和徐静华分别生活在德国的慕尼黑和柏林,她们除了相互切磋、请教德国友人之外,还想到直接求教作者本人的办法。丁娜女士在2005年3月29日用德文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写道:“因为作者在语言上非常独特,所以我们在翻译中请教的一些德国人这一次对我们帮助甚少。他们要幺说,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看懂这样的文字,要幺我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往往还是前后矛盾的。”她请我将她和徐静华女士在翻译中的问题转发给耶利内克本人,她还在信的前面注上“sos!”我将她的信通过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克隆普霍茨女士(kristinakrombholz)和布劳恩女士(ursulabraun)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4月8日,丁娜收到了耶利内克本人回复的电邮:

    “尊敬的译者先生,我收到了您的sos和那些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真的!我可不愿意处在您的位置。请您稍微有点耐性。我刚刚回到维也纳,(我已经出去很久了),需要一些时间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但是我将尽力而为。问题在于,我经常写的不是‘标准的’(kein“normales”deutsch)德语,而是一种艺术语言(kunstsprache)。您一定要在中文里找到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可惜我对中文几乎毫无所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您可以非常自由地、有创意地处理我的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您必须意译(nachdichten)。再见并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非常感谢您为此费心!”

    但是,就在四天之后,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布劳恩女士给我来信说:我们已经把译者的问题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作者现在给予了答复,她很遗憾,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她的文本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法做出合理(rational)解释的。因此,为了把她的书很好地翻译成中文,译者和出版社现在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丁娜和徐静华当然感到很失望,但是没过几天,丁娜接到卡特琳劳施博士(drkatrinrausch)的电邮,她是耶利内克的朋友,住在维也纳,从事德英-英德翻译,懂汉语,曾经被德国学术交流基金会(daad)派遣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现在受耶利内克之托,向译者解答翻译中的问题。在她的协助下,两位译者顺利地解决了最后几个疑难。中国科技大学外语系徐筱春副教授和南京大学德语硕士毕业生陈兆女士,也把翻译耶利内克的作品视为一次“神圣的工作”为了做好准备,迎接“很大的挑战”她们认真阅读了许多老一辈翻译家的剧本译作“想多找找剧本翻译的感觉”她们俩虽然身在国内,但是周围都有一些德国专家学者,他们自然成了解答疑问的老师。交稿之后,徐筱春女士给我来信:

    “这是从事翻译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在‘信、达、雅’的钢丝上如何保持最佳的平衡?怎样才能兼顾作者的风格和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风格的选择和把握是最难的,尤其是这样的作品,不敢为求‘达’而少‘信’,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压力。虽然也知道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怎幺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众口难调但是依然想做得更好文学翻译实在很难!耶利内克的作品就更难!这个剧本中涉及许多史实,却又不把引文明确标出,真的担心不加注解,读者无法读懂,但加注解也许同样会引起争议已经两个月没有好好享受阳光了这两个月过的真是非人的生活:非人的辛苦非人的痛苦非人的充实还有,非人的快乐非人的满足非人的都是因为耶利内克,因为克拉拉s。春天来了,我也渴望着走出克拉拉的寒冬,带着满足和感慨”

    感谢各位译者,你们本着认真敬业的态度完成的高质量的译作,让我在后来的审稿工作中着实省去了很多力气。其实,我本来也应该是本书的译者之一,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可能会被人看成是一个贪图虚名的编选者。从11月下旬起,我开始动手翻译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我当时是有点私心,一是因为这个剧本是耶利内克的代表性剧作,我自认为也是最有可能被搬上中国舞台的剧本,二是这个剧本从语言上来说相对好翻译,每天翻译一点,三个月内可以完成,不会影响我的其他工作。但是,2005年1月中旬,我在和杜新华通电话时,偶然得知世界文学杂志将发表这个剧本,译者是我过去的同事焦仲平副编审(焦庸鉴是他的笔名)。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给焦仲平打了电话,向他约稿。当然,我自己也就放下了翻译这个剧本的工作。非常有趣的是,1月31日,我约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生齐快鸽女士翻译其他文章,她在得知我正在编选耶利内克戏剧集之后,就问我能否将她翻译的并将在外国文艺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收入这本集子里。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这两家国内刊登外国文学的权威杂志不约而同地选中娜拉离开丈夫以后这个剧本,看来是应了那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这两家权威性的外国文学杂志,事先不征得版权所有人的允许,就约请译者翻译并且刊登受版权保护的外国作品,事后也不向版权所有人寄送样书的做法,今后是否也应该改一改呢?

    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以后,国内媒体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诺贝尔文学奖已不仅仅囿于文学,而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新闻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国内至少有上百家报纸介绍耶利内克的生平与创作,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娱乐信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环球时报、北京青年报、晶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南京晨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潇湘晨报等还以整版甚至几版的篇幅专门报道,就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种全国性的大报也数次刊登了介绍耶利内克的长篇文章。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文、上海文学、书城、人物、出版人、外滩画报等媒体也根据各自的取向,推出了诺奖得主耶利内克的专辑或重头文章,大多数都是放在头条的重要位置。众多媒体全方位解读耶利内克,在短短的几周之内,使她成为在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外国作家。

    耶利内克获奖,在我国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安妮宝贝、虹影、洁尘、胡榴明、盛可以、袁筱一等女作家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对耶利内克获奖以及她的作品包括影片钢琴教师的看法和感想。邱华栋、葛红兵、唐浩明还专门写了耶利内克及其创作的长篇文章,并被许多报刊转载。白烨说:“耶利内克的作品确实值得看,艰涩难懂,但是把很压抑、很迸发的东西揉在一块儿隐喻,很艰涩,很高雅,阅读很难,但是大师一般都有这个特点,都不太好阅读。面对这个挑战,它是值得的。”止庵说:“有些书很独特,确实是我们没有见到的。它们不太好看,但是非常新颖,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书,读了确实耳目一新。”就耶利内克获奖及其作品撰文或发表谈话的文学评论家还有徐友渔、张颐武、王宁等人。在钢琴教师中文简体字版正式出版之后,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社,于2004年12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耶利内克作品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德语文学界的一批专家学者,就耶利内克的作品“衡文论剑”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耶利内克的作品逐爱的女人、钢琴教师、情欲等,强调了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全国各地的一些从事德语文学的学者也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谈话,仅我个人注意到的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研究员、宁瑛研究员、叶隽博士,北京大学马文韬教授、李昌珂教授、谷裕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韩瑞祥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复旦大学德语系袁志英教授、王滨滨副教授,同济大学德语系宋健飞教授、黄克琴教授、胡春春副教授,南京大学德语系陈民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聂军教授,译林杂志的赵燮生编审,世界文学杂志的杜新华编辑。中国着名作家邱华栋撰文:“耶利内克陡然间成为阅读界的一道风景。钢琴教师目前的发行量已经直逼10万册。在很短的时间里,耶利内克被翻译成中文的着作将达到10多种。可以说,耶利内克是最近10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中国运气最好的一个,也是大受市场欢迎的一个。”

    我本人虽然生活在国外,但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加上敝公司设在国内的机构,我对国内媒体的报道还是很了解的。我当然注意到,10月8日耶利内克荣膺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媒体很快发布的两条消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韩敬群在第一时间对媒体宣布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在10月底推出耶利内克的代表作钢琴教师的中文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迅速在书展现场找到了出版耶利内克最新短篇小说集米夏埃尔的汉堡洛渥尔特出版社和出版其剧本死亡与少女的柏林出版社,并一举谈妥中文版权引进事宜。”我当时并不介意这两个出版社通过媒体宣传的做法。虽然北京十月文艺社签订的钢琴教师合同早已过期,但是在我的计划中,钢琴教师始终是保留给他们的,因此在我发给所有出版社的可以提供中文版权的书单中从开始起就将钢琴教师除外,并且我在与该社有关人员的电话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立场。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本来就是我与赵武平共同商定的,当然我并不赞同赵武平这幺早就向媒体透露如此详尽的细节,因为这样做其实也把我放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好几位很熟悉的出版社领导就曾经在电话里婉言批评我偏向上海译文出版社。但是,后来由于其他代理人出来宣称也拥有耶利内克中文简体字版的代理权,向几家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透露了钢琴教师合同过期的消息,这样一来,我立刻收到了好几个出版社发来的旨在争夺钢琴教师的报价,原先基本上已经谈好的出版选目完全被打乱了。有几家消息灵通的媒体这时也从国内把电话打到了德国,要我正面回答十月文艺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否已经获得授权,并要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这样,我不得不走到前台。我在2004年10月16日接受北京某报记者采访时主要强调了几点:

    1耶利内克是一位文学成就很高的德语作家,无论从作品内容和创作形式上都很有独创,获得过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的几十个文学奖,她的作品的发行量也很可观,已经被翻译成23种外文,有90多个不同版本。

    2耶利内克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小说,诗歌、剧本等在文学界的影响也都不小,她的戏剧具有很大的试验成份,希望国内关注她的剧作。希望不是某一家社独家出版耶利内克的作品,也不是谁报价高就给谁,好几个社根据各自特点出版耶利内克不同作品,并不是竞争,相反倒会互相推动,也可以对作家的整个创作给予更全面的展现。

    3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报刊,都要加强版权观念。出版社在没有获得出版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媒体发布消息,会影响安排版权的工作和进程。因为我是独家代理耶利内克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因此“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到今天(2004年10月16日)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已经获得了耶利内克任何一本书的版权。”

    为了确保准确无误,我要求该采访记者务必将稿件发给我确认后才能发稿,但是我修改并在10月17日发回的稿件在发表时不仅保留了原先稿件中的错误,删掉了一些重要的段落,而且冠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耶利内克,谁出谁就是盗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被许多报刊转载,一时间,媒体上各种猜测都有。客气的说:耶利内克版权“扑朔迷离”“充满变数”“风云突变”;不太客气的认为,蔡鸿君突然“变脸”“制造悬念”将“十月文艺和上海译文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还把他们置于舆论指责的中心”有待价而沽、大捞一票的嫌疑。还有的媒体猜测,我与赵武平之间发生了什幺不愉快的事。其实,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与我合作时间最长、合作项目最多、合作关系最好的中国出版社之一。我自己翻译的格拉斯的几本书也都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从几任出版社的领导到版权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负责德语图书的责任编辑,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关系也很好。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赵武平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和他几乎每年都要在法兰克福书展或者北京书展见面。他曾经在媒体从业多年,我佩服他“反应敏锐”“动作快捷”还调侃地对他说:“竟然比我跑得还快。”他从罗沃尔特出版社的版权经理那里获悉:有关耶利内克作品的中文简体字版权,请与海格立斯公司的蔡鸿君先生联系。这样,我们俩当时就对他有意向的选目作了沟通,并且约定在双方合适的约会间隙,在展场内,分几次商谈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耶利内克的篇目。我还把赵武平带到柏林出版社的展台,向他介绍了该社出版的耶利内克的几本书。因为我与两家德国出版社已经有了共识,因此与赵武平基本商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戏剧作品死亡与少女和讽刺小说米夏埃尔——一部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我的推荐,是根据自己对作家的了解、中方出版社的需求、德方出版社的希望所做出的一种完全负责任的行为,也是我这幺多年来做版权代理工作的一个原则。但是,我总是向所有出版社做版权的人强调,无论在安排版权中我起到什幺作用,我只是代理人,决定权不在我,而对于外国出版社来说,只有出了合同并且履行了合同规定的有关条款,合同才真正开始生效。

    那位采访记者对于没有按我修改的稿件发表感到不安,在几天之后,给我来信深表歉意:“我在接到您的修改稿后,立即传给了编辑,还当即打电话认真地叮嘱了一遍,当时时间绰绰有余,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照改!我除了气愤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了。”我当时似乎已经预感到这篇采访文章的报道重点有可能会偏离我的谈话内容,因此在17日当天又将采访要点整理成文,发给了一些媒体的朋友。后来,东方早报、南京晨报、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等据此刊发了比较客观的报道。在所有报道中,我认为,南方都市报的田志凌写的耶利内克中文版权代理人呼吁国内加强版权意识(刊发在该报2005年10月25日)道出了我之所以走到前台的原因。

    近几年,国内出版社的购买版权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国内图书出版方面的版权问题已经比较规范,出版外国版权作品在中国必须办理登记,因此所有出版社都知道必须获得授权。但是,出版社在执行版权合同方面却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多不够规范的地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次就是因为对版权合同不够重视,没有履行版权合同的规定按期延长合同,结果导致原先签订的合同早已过期,在诺奖公布后才发现合同已经作废。在所有版权合同里都有多少时间内不出版则算作失效的条款,可是国内的出版社往往不重视合同。其实,中国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提出合适的理由,要求延期出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引起其他中国出版社的足够重视,加强版权观念。有的出版社,为了抢时间,还没有获得授权,就安排译者翻译,这是一种对译者不负责的做法。试想一下,如果这家出版社最后没有获得授权,他们该如何向译者交待呢?所以我总是提醒我认识的译者,一定要在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之后才能动笔开译。译者也要加强版权意识,学会保护自己,在出版外国图书涉及到版权的各个环节里,译者是最弱的一环。另外,我也想呼吁报刊媒体也能够加强版权观念。某些报刊登载耶利内克作品片段的做法,也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不规范行为。报刊选登,也是需要获得授权的,而且授权者也会因为要求授权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在中国出版社获得了中文简体字版权之后,如果希望选登,就要获得该中国出版社的授权,另外,在字数、次数、选登费用、收入的分配等问题上也都有具体的规定。

    从耶利内克获奖到她的书大规模出版,中间只有大半年的时间。这是国内出版界追踪诺奖速度最快的一次,从目前已经出版的钢琴教师、情欲、贪婪等书的销量来看,这可能也是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迄今在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一次。

    诺贝尔文学奖,每年都要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有很高的知名度,引来媒体极大的热情,也吊起读者很高的期待,可以为任何一个在中国尚不知名的外国作家迅速敞开出版大门,这一切都为获奖作品的销售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出版社抓住时机,迅速取得版权并且把获奖作品推向市场,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出版诺奖作家的作品,应该和出版任何一本图书一样,本来就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这次安排耶利内克的版权,国内五家机构联手合作,尽快出书,可以说是一次别出心裁的尝试。各出版社在翻译人员的确定上,都采取了“老年译者和中年译者配合,以中年译者为主”的做法,这样基本上做到了既保证了译文质量,又能尽快出版。这一次全面、系统、迅速地译介耶利内克的主要作品,是迄今我国翻译任何德语作家时都从未有过的,将在中国介绍德语文学的历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借写“编后记”的机会,将整个过程总结一下,希望能够给今后出版诺奖作家的作品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2005年7月于德国凯克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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