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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提醒道：“要加上中央银行，否则孔祥熙不会批准，但他控制的股份不能超过30%。此外最好再邀请几家民营银行加入，不要只有张静江、虞洽卿、梅云天他们三家，云南、广西、武汉的银行都可以考虑。”
马寅初微微一笑表示明白，庄继华的意思很清楚，孔祥熙能控制的股份不能超过他能控制的股份。至于政府掌控的那一票否决权，不能落在孔祥熙手中。
省政府工作会议通过了经济发展规划，但这个消息没有对外公布，张思可、刘航琛前赴重庆，与李之龙、蒋经国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刘文辉被从康藏边界召回，参加这个会议。
对重庆体制的争论还在继续，八月中旬，庄继华开始反击了，重庆日报在头版相继发表出川将士来信，邓锡侯、杨森等人代表出川将士表示对重庆体制的坚决支持。
“……，在重庆刚开始实行这个体制时，我们也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几年在抗战战场上，走过了全国很多地方，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没有哪个地方的组织有重庆这样紧密，有重庆这样有效率，可以这样说，如果全国都象重庆这样组织起来，日本鬼子还敢侵略我们吗？…..。”
如果邓锡侯的话还比较稳妥，杨森就是赤膊上阵，开口就骂：“…..。老子就不明白了，重庆是庄主席带着老子建的，给你们在这乱世打造了一个安乐窝，狗日的还嫌七嫌八，不愿意在这里待的，可以滚，老子没请你们来！老子在前线流血拼命，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在后面戳老子的祖坟，岂有此理，狗日的那么能耐，怎么没看你们搞一个好的出来。……。”
重庆日报上源源不绝的前线将士来信，军人们发挥他们的特殊身，一同怒骂，匪气十足；。可他们的意见对那些自诩为清流的文人来说影响较小，这时成都的四川日报悄不声发表了张澜至各界的公开信：
“自民国以来，澜致力于国家教育，追求民主自由，对体制之研究甚少，然数十年之经历告诉我，国人之散漫，非猛药不能治。重庆之体制，澜无法评论短长，然其革除了国人之弊端，将社会各阶层之人民有效组织，其效果远超历朝历代，今倭寇肆虐，正当以高效率、高组织，才能战胜倭寇，恢复国权，一洗百年耻耻辱。
辛亥以来，国家迭经战乱，军阀肆虐，举国形同散沙，百姓流离失所，然重庆却为乱世中的奇葩，数年苦心治理，才有今日成就，诸公以小不便而大肆攻击之，究竟是出于公心亦或私利？
自庄主席入川之后，七年来，川局之变化，川人民生之提高，皆亲身所历，亲眼所睹， 消泯战祸，造福川人，为百年来第一善。故川人尊之，服从之；然澜不解，在川人眼中之善政，诸公眼中竟为恶政，澜诚不知恶在何处？敢问诸公之善政何在？浙苏皖，亦或，鄂湘鲁豫？……”
这才是会骂人的人不吐脏字，没有一个脏字，可其中的几个反问，却如同几把尖刀，刀刀命中对方要害，一句公心还是私利，更把对手推上正义和道德的审判台。最后的敢问，又在对方身上刻上空谈误国的印记。
张澜在四川一向比较超然，很少这样公开介入政治，他这一表态如同一枚炸弹在成渝汉炸响，一时间三地新闻界都禁不住失声。
以张澜的公开信为标志，庄继华开始全面反攻，解除封口令，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西南开发队的专家教授，包括马寅初在内，纷纷发表文章，以亲身经历表述重庆体制出台的前因后果，以及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功能。这些专家都是国内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桃李遍天下，他们这一表态，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
反攻一浪高过一浪，重庆参政会趁势否决了全部要求修改目前体制的议案，甚至包括庄继华暗示可以修改的参政员资格中居住年限限制，同时重庆参政会还联合四川和云南参政会，共同提出要求精简中央部门，提高行政效率；庄继华听说后，连忙制止，这种要求蒋介石绝不会接受。
就在准备乘胜追击，在参政会中向孔祥熙发起进攻时，华北日军开始行动了，蒋介石电告庄继华和孔祥熙立刻停止关于体制的讨论，同时发表声明，重申支持重庆的社会改革，重庆模式将推向全国。至此，孔祥熙和汪精卫以及自由派文人发起的体制之争告以段落，庄继华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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