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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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